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缓解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

要研究如何把企业文化建设纳入到企业发展战略，纳入到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总体部署中，持久地抓下去。在金融系统建设企业文化，是一项长远的战略任务，要求有重点、分层次，结合实际，逐步推进。

企业精神，源于企业的经营生产管理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第五，金融行业一般是负债经营，信贷业务是主体业务。成功的企业要靠品牌，而品牌的一半是产品，一半是精神。金融企业文化建设，当前是金融系统宣传思想教育和科学管理领域的一个热门话题，特别是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以后，许多金融机构将企业文化建设列入了重要的议事日程。第四，金融行业是面向群众的窗口行业，企业文化具有服务文化的特征。

金融企业一般都有众多的分支机构，作为统一法人，其文化主体即企业目标理念、价值标准和制度规范等，必须统一，不能搞多元化，而且企业标识、主要广告用语必须统一，不能各行其是。我们平时说一个民族要有志气，一个企业要有名气，一个人要有骨气，说的是要有精神。但这有一个前提，不能每年总是在打仗，未来一两百年，如果年年有很多战争开支的话，金融手段大概也无法解决。

大概在1868年，他给皇帝写了一个奏折，其中谈到了起初是一年可以拨两月满饷给士兵，后来一年拨一月满饷，到如今是一个月的满饷都没有办法发到百分之百。另外是热兵器进入中国以后，对于清朝后来乱了阵脚起了根本的作用，但是在观念上，金融市场的使用和发展上，并没有跟上来，至少没有那么快跟上来，对于后来清朝的结局，甚至于对北洋军阀时期的格局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之所以有差别，就是因为和融资手段不同有非常大的关系。到了19世纪上半期中国是3.4两银子，英国的人均税负是303两银子。

法国军人增长幅度更大，1550年左右大概只有5.7万人正规军，1780年上升到26万。之所以有国防金融的话题，一个重要前提是，中国人的私有财产也是不能够被随意调配、征收的。

三、中国历史上的国防金融安排 关注这个话题是想从钱的角度，从战争融资、国家融资的角度重新梳理一下一般教科书对中国过去不同朝代的历史介绍。当时常胜军打仗的做法就像现在熟悉的，先是用火炮长时间的轰炸，把对方很多防御摧毁，然后步兵冲上去。因此，国防金融必须成为中国崛起和中国实现大国战略的核心内容。前不久和一个在香港的朋友讲这个事，他说怪不得去年上半年他在香港参加一次拍卖，让他很不高兴的一个事是国父孙中山亲笔写的博爱的字2万元港币，还不到2万人民币。

相当程度上来说，财政和货币金融两者关系非常紧密，但是财政和证券类的金融则不然。这样一来，怎么渡过5年的挑战就变成了金融市场可以专门解决的问题，只要不是未来50年年年都有很高的开支，通过金融手段来摊平短期一年或者几年的开支，就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如此一来，整个金融体系的能力就不断退化，离了政府的信用，政府行政权利的干预之外，没有办法自身活下去。孙中山很清楚，如果临时大政府找不到钱，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很有可能要垮掉。

这个经历对于李鸿章来说影响很大，尽管1864年把常胜军给解散了，后来在1865年李鸿章给皇帝写的奏折里说到，臣军久在江南剿贼，习见洋人火器之精利，于是尽弃中国习用之枱、鸟枪，而变为洋枪。这些人有了想法去建立新的朝代，或者是要把这个朝代做得很好。

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每个人一年交的税务负担大概是同期法国人的3倍。总而言之，金融对现代国家的实力有非常重要的决定性作用，特别是对于应急战争开支。

1860年，上海道吴熙和本地官绅花了一些钱雇了一个美国人华尔来组织中国的第一支完全是洋枪洋炮支持的雇佣兵。如果把中国和同期的西班牙、法国做一个对比，18世纪后半期，法国人均一年缴税大概是66.4两银子，西班牙人是63.1两银子。因为他知道，革命胜利了很好，但是钱从哪里来？ 当时中华民国政府的税收来源大概不到清朝政府的1/3，但是开支比清朝政府要多很多。因为靠财政盈余积累下来的资金为西征提供经费的支持很难，特别是他去西征的时候，清王朝花了15年时间应对太平军，所以清朝正式的财政等方方面面都已经耗干了。但相对来说，在当年的英国和现在的美国，可以发行没有期限的永续债，我在耶鲁的同事收藏了很多荷兰地方政府在17世纪发行的债券，这是没有期限的，现在只要拿那些债券的票据、权证到荷兰的政府每年付利息，他们现在还是付的。这是最近这些年很多史学家争论的话题，就是为什么当初专治国家实际征税能力要比民主国家低很多，觉得很奇怪，当初英国人想要制约王权，就是为了减轻英国人民的税务负担，保护他们自己的私有财产。

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一个结果，让我们对现代国家兴起背后的金融基础的了解比较少。在热兵器慢慢进入西欧军队早期时，1550年前后，英国的正规军大概是66000人，到了1700年以后上升到19万人。

袁世凯的故事 1911年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如果如此，没必要谈金融这回事。

法国军人增长幅度更大，1550年左右大概只有5.7万人正规军，1780年上升到26万。但是袁世凯没有这个问题，1912年，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以后，当年就从不同的国际银行做了5次借款，让南京政府不至于垮掉，而且把民军都打发回去。

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期间，这个就很难了。从融资能力、金融市场发达的程度也决定了英国和法国长达200多年的竞争竞赛中，英国的融资能力更强，债务融资的量和成本、价格更有优势。以1905年作为例子，当时通过中央政府的拨款，还有其他的税款收入可以给袁世凯的六个镇大概提供899万两银子的支持。按照人均税负来看，最近这些年西方和国内的一些历史学者对不同国家在17世纪、18世纪、19世纪分别做了估算，1650年到1699年，中国人均税负是7两银子一年。

现在大家关心一个问题，为什么以前名义上说清王朝的皇帝有无限的征税权，但实际上每年只能从每个人收到几两银子？人均税务负担除以每个人一天的平均收入的话，大概收上来的税负相当于普通人多少天的收入？中国在18世纪末期是1.3天的日收入，到了19世纪上半期，1.23天的收入就够交朝廷的税收。可想而知，军心高涨还是低落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至于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人每个人一年交的税务负担大概是同期法国人的3倍。但是在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除了向洋行借40几年、50年的债以外，在本土，自己的借贷市场要借这么久期限的债务不可能。

之所以有差别，就是因为和融资手段不同有非常大的关系。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并没有马上去南京真正接任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而是去了英国和法国借钱。

刘崐就抱怨，皖军怎么跑到长沙去卖官。清朝到最后因为新式武器的到来，改变了军队的结构。法国也经历了很多税负负担的增长，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限。到了19世纪和中国接触，还有其他地方继续扩张时带来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但是刚性兑付越多，人们对金融体系的信任度，金融体系对风险定价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因为本来如果投资者赔钱了，以后买别的债券和资产时就会更认真，先搞清楚有没有这个能力，像今天承诺的一样去支付钱。

坐在他旁边的朋友跟他说，你不用着急，因为当初为了革命，从1900年之前一直到1911年，孙中山到香港、夏威夷、旧金山、欧洲到处融资，写了很多博爱，所以是不是他亲笔写的，连专门仿造古迹的各种艺术品的人都不愿意仿造，因为太多了，所以没有人在乎哪个是亲自写的，哪个是假的，不值什么钱。热兵器时代打破清朝格局 为什么中国从太平天国以后，以前觉得军阀割据的局面在中国近代怎么形成，为什么清政府那么傻，各个督抚可以建立自己的军队。

什么时候是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是鸦片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一八二几年、一八三几年，那时候是英国国债欠债相对最多的时候。比如太平天国之后，1867年，当时湖南的巡抚刘崐非常愤怒，因为太平天国之前的规则是由户部统一掌握。